拉卡拉POS机免费办理：信用卡不良催收管理新思路

信用卡不良催收管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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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作为一种现代化、大众化的电子金融产品，由于其灵活、方便、快捷，具有免息还款期等独特优势，越来越受到市场和客户的青睐，也成为银行业利润的重要来源。但是，由于国内信用卡业务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人们的信用观念淡薄，加上银行自身操作流程上的漏洞，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有机会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因此信用卡在给银行带来利润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8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截至2018年末，全国信用卡和信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6.86亿张，同比增长16.73%，人均持有信用卡0.49张，同比增长16.11%。从前两年的数据来看，信用卡的整体不良率呈现上升的阶段，部分银行的信用卡不良率甚至“跑赢”整体信贷的不良率。2010年，我国逾期半年未还的信用卡总额为77亿元，但到2018年，已经超过了788亿元，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16%。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修改决定对关于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进行了修改。原来“恶意透支”的定义中“两次催收”修改为“两次有效催收”，量型标准由原来的1万元以上提高到5万元以上。提高了信用卡“恶意透支”入罪的数额门槛，明确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标准，同时，对于持卡人“恶意透支”后出现的各种情形，新司法解释也作了“周全考虑”。上述司法解释给银行信用卡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传统催收工作方式有局限性

信用卡产品与其他银行信贷产品具有显著特点：一是无抵押，无担保，完全靠个人信用；二是普遍授信金额较小、规模大、分布广；三是授信一次性，还款后可循环使用；四是客户动态信息难以获得，决策滞后。信用卡产品的这些特性，极易形成不良，给信用卡的催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催收作为风险控制的最后一道防线，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目前银行等金融机构主要采取几种固化模式在实施信用卡逾期清收上下功夫：一、抓源头治理，严把调查、审查、审批关口，优化信用卡客户结构，严把申请准入关，在发卡源头上控制风险；二、抓贷后管理基础工作，充实信用卡贷后管理人员，分级全方位配备专兼职收贷人员，“一户一策”确定压降措施，落实清收责任，提高清收效率；三、根据风险控制情况，不定期组织信用卡不良贷款专题会、分析会、问责会，保持信用卡不良管控的高压态势；四、加大法务催收力度，建立法院、经侦的沟通协调机制，通过诉讼清收，将其列入“黑名单”；五、定期排查，清旧堵新，定期对信用卡大额消费、疑似套现等情况进行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信用卡及时采取降额止付等措施，从源头上控好风险；六、催收外包管理，随着各银行信用卡规模的扩大，催收资产也随之水涨船高，受各银行成本、人力管理战略及国家劳动法影响，各家银行都普遍采取催收业务外包的运作形式。催收外包业务对银行内部的挑战多来自信息安全的全方位管控、成本与收益的平衡、政策与合规的对接。外包成本是各家银行都无法回避的主题，外包公司资源的倾斜会受到各银行佣金费率的吸引度影响，当然案件的催收难易程度、外包规则的清晰透明、合作关系的持续稳定都是外包公司考虑的重点因素。

上述方式方法已经沿用了20余年，随着信用卡用户的几何级增长，传统管理的弊端逐渐暴露——业务发展带来的风险无法有效控制，反而是这些流程化的管理掩盖了风险产生的渠道，为后来居上的风险积累滋生了温床（如外包营销和不良外包催收的因果性、流程化的营销—诉讼—核销等），如何让科技引领制度创新成为必要之举。

大数据格局下的不良催收创新思路

近几年限高令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赖恶意逃债有钱不还的难题，保护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限制高消费是一种间接执行的措施，就是限制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等让其感到痛苦，达到主动履行的目的。同样，对于小额的信用卡不良，我们也可以利用同样的原理利用大数据进行催收创新。基于新的司法解释，暂且将人民币5万元以下的不良透支定为轻微违约，而庞大的信用卡违约规模里基本是轻微违约范畴，结合传统催收不力的事实，我们大胆设想了互联网的应用创新：既然信用卡使用的基础是消费，那么创新背景就是从用户的消费终端切入，充分利用外部信息数据资源，以消费门户阻拦方式引导客户的还款意愿。简单的理由分析如下：

当前国内的新零售电商发展迅猛，互联网大数据显示非银支付手段在消费交易中占有率直线上升，仅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数据为例：

支付宝让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便捷，其功能也越发强大，阿里巴巴公布2018年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支付宝与其全球合作伙伴一起在全球为约8.7亿年活跃用户提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支付宝首次公布全球活跃用户数量，这一数据证明，支付宝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移动支付服务商。

微信是当下最火的通讯软件，基本的消费者都会开通微信账户，在腾讯的财报显示，2018年微信用户数量首次突破10亿，达10.4亿，而在2017年底，微信用户数尚只有9.89亿。对于微信用户数的增长，腾讯将其归功于小游戏的推出和扫码购功能为其智慧零售，提高了交易效率。

2018年公布阿里巴巴集团收入2502.66亿元，同比增长58%，创下IPO以来最高增速。与此同时，蚂蚁金服在国内坚定投入培育线下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布局出境游和本地钱包业务，也有效促进了整体用户规模的增长，并在财年内迎来移动支付市场规模的攀升。再来看腾讯公司，2019年2月10日微信团队对外公布了《微信2019春节数据报告》，该报告统计了微信用户在大年初一到初五期间的一些数据。年初一到年初五期间，微信消息发送量同比增长64.2%，发送微信红包人次达到了8.23亿，微信运动总步数为9.6万亿等。如今从这些数据来看，微信成为了大多数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交APP，甚至成为了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大数据是一个集成化的概念，打破了蝴蝶效应，更是黑天鹅定律的突破，将未知的未来变得可预测。通过大数据分析，几乎每个信用卡用户都有支付宝或微信支付应用于淘宝交易或游戏充值、发红包转账功能，这三类行为融入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并难以割舍。

基于上述支付领域市场用户基本面分析，本文对信用卡违约行为的催收方式，提出了消费末端控制的创新思维，即在实名制管理下，轻微违约者愿意为保留非银支付手段消费领域功能而履约。如果银行系统能将信用信息和非银支付行业信息共享、功能互联，那么信用卡违约催收工作将带来革命性的转变，低成本、集约化、高效率回收不良马上成为现实。

真正实现上述的创新发展需要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简化债权主张程序，彻底改变传统的起诉、公告、执行的司法程序，降低诉讼资金成本和人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解决司法瓶颈，把个体操作方式优化为批量处理方式，允申请POS机许银行的信用卡违约信息经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定期批量传输给非银支付单位和消费门户，并约定支付合理的协助催收费用，这里涉及客户私密信息保护和诉讼流程，需要法院同时作出简化的判决和执行程序指令。

其次，要求支付行业和消费门户对信用卡违约用户限制支付和消费功能直到履行还款义务完毕，这是一个协助司法执行的角色，是产生实质性作用的根本点，必须纳入全社会信用体系管理。

以上内容会涉及部分领域的司法制度革新，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必然。这种以低成本、全覆盖、高威慑、效果佳的方法，借助新型消费端倒逼信用守法的创新，能在需求效应下督促消费者守法，形成人性化的社会信用体系管理，使得小额债务的双方更趋于合作谅解，从而达到和谐社会的基础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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